发布时间: 2022-03-30
作者：王芝艳 律师、专利代理师
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系统的权属之争自该技术诞生之初的2012年起就从未停止。尽管诺奖委员会已在2020年将发现该技术的荣誉授予给CVC团队（加州大学、维也纳大学和发明人Charpentier博士的合称）的Doudna博士和Charpentier博士，但在专利的战场上， CVC和张峰博士所属的Broad研究所之间的战火在过去10年愈演愈烈。在美国，PTAB（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在2022年2月28日通过Interference 106,115号决定，判定CRISPR-Cas9系统在真核细胞中应用的相关发明属于Broad研究所。
作为当今生命科学领域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过去10年围绕CRISPR-Cas9技术注册的公司超过100家，成功上市的公司则超过10家，其中包括Doudna博士创办的Intellia Therapeutics，Charpentier博士创办的CRISPR Therapeutics，张峰博士创办的Editas Medicine和Beam Therapeutics。PTAB的这一决定，在资本市场掀起剧震的同时，也给未来的全球格局注入了新的遐想。
CVC虽然是CRISPR-Cas9系统的最早发现方，但其专利申请涉及CRISPR-Cas9在通用环境中的应用，而Broad的专利申请则涉及CRISPR-Cas9在真核细胞中的应用。为了争夺“真核细胞”这一更具价值的使用场景，CVC和Broad早在2016年就相决于Interference程序。在2017年2月15日作出的Interference 106,408号决定中，PTAB判定，双方涉及的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没有冲突，因为CVC的相关权利要求中并没有限定CRISPR-Cas9的应用环境，因此不会破坏Broad应用于真核细胞中的发明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该决定之后，CVC试图将其专利申请的保护范围扩展到真核细胞，由此促生了本文开篇所述的Interference 106,115号决定。
根据目前CRISPR-Cas9技术的全球专利布局和在资本市场受到的火热追捧，可以断言，CVC和Broad之间的互动绝不止步于此。为了便于后续吃瓜，本文尝试对Interference 106,115号决定认定的事实和逻辑进行简化整理。
Interference程序
根据Pre-AIA的先发明制（first-to-invent），在Interference程序中，先发明人是首个将发明付诸实施的一方，除非另有一方能够证明，其第一个构思了发明并在随后将其付诸实践中付出了合理的努力。对于“付诸实践”，PTAB结合以往的判例认为需要证明，发明人构建了发明的技术方案（满足相关权利要求的所有特征限定），并且确定发明能够奏效以满足预定目的，同时，在必须要试验以确定是否能够奏效的情况下，必须要证明发明人认识并理解（recognize and appreciate）到了试验的成功。
相关证据涉及的时间线
CVC团队：在2012年3月1日产生了发明构思（CRISPR-Cas9用于通用环境），在2012年8月8-9日进行了斑马鱼实验，在2012年5月开始并于10月30日完成了人细胞中的实验。
Broad团队：对于CRISPR-Cas9在真核细胞的使用，在2012年10月5日向Science杂志投稿。
PTAB的逻辑
Interference 106,115号决定的逻辑基础是，PTAB认定CVC没有提供充足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早于Broad将真核细胞的CRISPR技术付诸实践。实际上，CVC曾提供了大量的实验记录、往来邮件和证人证言等，试图证明其在首先产生发明构思后，进行了合理的努力将其付诸实践，但PTAB却从这些证据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1）2012年8月8-9日的斑马鱼实验（由Doudna博士的合作者Raible博士实施）
在Raible博士的证词中，其表示：“代表CVC发明人在2012年8月8日制备了纯合的rx3/chokh/chk表型的动物，方法是向动物注射Cas9蛋白和两个sgRNA的复合物，所述sgRNA包含靶向rx3/chokh/chk基因座的crRNA和tracrRNA。该实验的结果表明，在用发明人的CRISPR-Cas9系统注射的受精卵中成功实现了位点特异性DNA切割。因此，发明人的CRISPR-Cas9系统是可行的，与使用之前已知的递送和分析方法在斑马鱼中的预期结果一致。”
对此，PTAB注意到，Raible博士用一个浓度的测试溶液注射的30个胚胎中仅有1个显示所预期的无眼表型（纯合的rx3/chokh/chk突变鱼）。PTAB认为，CVC并没有同期证据证明Raible博士认为2012年8月9日的实验结果是成功的。相反，Chylinski博士（Raible博士的实验合作者）给发明人Charpentier博士的邮件则写明：
“Potentially good news about fish. We tested the NLS-tagged Cas9 that we just got from Martin as the normal protein was not giving anything conclusive. It looks like GFP expression in medaka is much lower in the embryo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oxicity and so on, so it will require some more optimization from their site. Anyway, there is a hint it might work but we shouldn't be overexcited now.”
这封邮件导致PTAB得出结论，Chylinski博士8月9日的邮件和Charpentier博士的回复(“ok. I give you a call now then”)本身均不能证明，其已经认识到并理解Raible博士2012年8月份的实验是对真核细胞技术方案的付诸实践。
进一步，PTAB引用了Chylinski博士的证词：
“We believed that these effects were the result of our sgRNA CRISPR-Cas9 system's activity in the fish, though we had not confirmed an effect on the targeted regions by sequencing. Ex. 4916. While my fish experiment result summary noted that the effects of possible incomplete GFP loss in the medaka might be the result of "heterozygotes" or "unspecific" effects, the zebrafish eyeless phenotype indicated that we had successfully used our sgRNA CRISPR-Cas9 system to target and cleave target DNA within the zebrafish. Ex. 4916. The reference to repeating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a journal publication would require multiple experiments and a second molecular detection assay.”
而对于其中提到的Ex. 4916（2012年8月31日Chylinski博士写给Charpentier博士的邮件及附件），PTAB则引用了其中的一页PPT：
由此，PTAB认定，与CVC的观点相反，Ex. 4916不能证明Chylinski博士认为这是个阳性结果。PTAB同时指出，在CVC于2012年10月19日和2013年1月28日提交的临时申请中并没有引入斑马鱼的实验，Chylinski博士和Charpentier博士对于Raible博士2012年8月9日实验并没有沟通并且之后也没有提及该实验，Raible博士随后也没有就此实验发表文章，这些均表明，CVC的发明人并不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付诸实践。
2）对于其他团队的付诸实践
CVC同时还提供了其他团队在真核细胞中付诸实践的证据。PTAB则认为，所有关于CVC在真核细胞中付诸实践的实践日期（即分别我2012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1日、2012年11月5日和2012年11月18日）均晚于Broad的文章向Science杂志的投稿日2012年10月5日，也是Broad所证实的实际付诸实践日。
3）对于完整构思和合理努力
PTAB认为，CVC需要证明其完整构思早于broad并且以合理的努力将其付诸实践，然而CVC发明人Doudna博士与发明人Jinek博士之间的邮件（以下英文摘录）却表明其发明构思并不完整。
“I'm very excited about the Csn-1/Cas9-based genome targeting ideas we discussed yesterday, this will be fabulous if it works… It would be goo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single-RNA guide works to direct DNA cleavage by Csn1/Cas9 in vitro ASAP,… and then proceed with the experiments necessary to show that this strategy will actually work in mammalian cell.”
进一步，PTAB通过Doudna博士与Jinek博士之间的多次邮件往来得出结论认为，CVC的发明人对于真核细胞的技术方案只是猜测，CVC的发明人必需重新设计实验策略，而这些设计和实验显然超出了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规技术，因此在2012年3月1日之前并没有完整的（明确而固定的）发明构思。
CVC争辩称，其发明人在2012年3月1日产生构思后，在2012年5月28日获得了在人细胞付诸实践的材料，但在大量工作后在2012年10月30日完成了实验，即在5个月后，期间遇到了多个困难并且进行了多次尝试。然而PTAB认为，CVC发明人在2012年3月1日产生构思后，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研究、实验和改良，这充其量证明，CVC的发明人利用斑马鱼胚胎获得了一个未认识到的阳性结果和几个失败，数个月的失败实验后，利用人细胞也产生了怀疑。
PTAB认为，相比之下，Broad在2012年10月5日向Science杂志的投稿则证明了其自2011年至2012年秋季的活动，确定了其将SCRIPR-Cas9系统付诸实践的日期，而该日期早于CVC被认定的实践付诸期。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发现，对于重要技术，研发、专利和发表文章都是在和时间赛跑，几个月的差异，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归属。但不管怎样，未来的CRISPR-Cas9技术市场如何分割，还需要拭目以待相关专利在全球的状况，而张峰博士和他的团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